中铁武汉电气化局机电分公司聚焦“五个方面” 打造和融文化

中国老百姓大多温良恭让，用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的话来说，他们即使在群体性抗争中仍然试图按照政府定的规矩来。

调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牺牲权利人的利益，违反法律。请暂设资政院，以为豫备。

【注释】[1] 1902年，严复以《万法精理》之名翻译出版了孟德斯鸠的大作《论法的精神》的中文节译本。所谓排它性，就是排除其他一切规范与意志，当然包括民意。第一次司法改革初创了本真意义上的司法，第二次司法则最终破坏了任何司法，第三次司法的任务是建设本真意义上的司法，可谓任重道远。但是，这个法典受到官僚阶层的严厉抨击，最终不了了之。正式提出司法改革大约在1985年前后。

更糟糕的时，这几年在司法改革的名义下建立起种种制度来保障案结事了高于公平正义。大凡要做好一件事，例如建造一座大楼，得先有个蓝图，这个蓝图从哪里来？从理想的大楼来。完全可以说，代理制将导致中国国库体制改革的全盘失败和全面倒退。

由于同时承载了民主与法治的功能，法定授权因而理应成为《预算法》的灵魂、基石和主线。（3）这些账户上的资金流入、流出与余额无须向人大报告。这些原则旨在支持预算管理的三个关键目标：有效的支出控制、合理的资源配置、良好的支出绩效（公共资源使用的效率和有效性）。所以，那些希望了解真相和实质的人们，不妨绕开代理与经理的标签，去看看标签背后究竟书写的是什么。

被许多国家写入法律的所谓黄金法则规定：政府的债务资金只能用于投资，不得用于消费或其他经常性开支。只要查看一下两个标签背后书写的上述内容，外行也可以大致看清当前背景下代理与经理之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6）目前已经存在、数量巨大（超过20万个）、开设于商业银行、用于处置与存放大量公款的财政专户，也属于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如果连《预算法》也无法为公款的安全与妥善管理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那么就更不能指望其他法律来扮演这一角色了。这些法案既不能代替财务法案的功能，也不能与财务法案相冲突。国库经理制的取消和代理制的建构二审稿第54条取消了现行《预算法》第48条关于国库经理制的规定，与此同时建构一个实质性的国库代理制架构。

处置公款的行为不仅包括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控制，也包括公共账户的设置、公共账户上的资金流动和现金余额管理，还包括涉及公共资金如何在政府间分割的事项（政府间财政体制）。（6）由于去除了大量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包括在商业银行开立过渡账户处置公款以及纳税人支付给商业银行的大笔代理成本），特别是由于通过TSA实现了政府现金余额的集中化管理，标准TSA机制构成了公款管理中最安全、同时也是最高效的机制，这是代理制无法企及的。相反，一部不良的《预算法》将导致与此期待渐行渐远。公款属于纳税人（包括非税收入的缴款人）的钱，这些钱每天都从芸芸众生中被强制无偿地转移到政府的银行账户。

首先，没有规定各级政府（包括各部门）必须定期披露财务报告。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大范围地僭越立法机关的权力，最终威胁公款的安排与妥善管理。

因此，关注《预算法》的整体缺陷及补救，仍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其他法律—包括《教育法》、《科技法》、《农业法》等部门法律—作为非财务法案，其主旨在于界定国家关注的重大政策目标，从而为财务法案的运作奠定法定基础

司法政策研究一直是法学界的一个理论空白，迄今鲜有学者对司法政策作专门系统的研究。传统意义上的以法律为准绳，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为以法律和司法政策为准绳。从学科上讲，司法政策学属于公共政策学与法学的交叉领域。司法政策是一种刚柔相济的社会调整机制，既有司法政策特有的刚性，又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兼容原则性和灵活性。司法政策彰显司法权威，是司法权威的政策载体。司法政策有自己的作用边界，永远无法取代法律。

政策的主体是公共权威，所谓公共权威是指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拥有权力、负有责任的政治实体。法律适用必须解决填补法律漏洞的现实问题。

效率是政策的基因，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理念，也是司法政策追求的价值取向。司法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公平和效率。

现代司法的功能已经不仅仅表现为解决社会纠纷，同时也表现为制定和实施司法政策，通过制定和实施司法政策实现司法的社会控制目的。公共政策往往涉及利益的协调和整合，是利益调节的重要载体。

政策的效力具有普遍性。依据司法政策填补法律漏洞是解决法律漏洞的司法路径之一，前提是司法政策不能与现行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冲突。我们应当尽可能发挥司法政策的积极作用和抑制司法政策的消极影响。司法政策专指司法这个特殊的公共领域的政策，是国家政策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公共权威为解决司法问题而制定的指导、协调和管理司法活动的方针策略，是司法机关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的工作方针、工作策略、工作重点、工作原则及一个时期司法工作的方向。

司法权威除了主要从司法个案的裁决彰显外，也通过抽象的司法政策体现出来。在我国，司法政策的主体主要是法院和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同时也包括与司法活动有关的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乃至执政党，在一定情况下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如涉及司法经费政策的财政机关、涉及司法人事管理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关等）。

司法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策略，具有指导性、引导性和倡导性的权威策略。司法政策的制定往往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实现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更有效率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国的最高法院其主要使命不是裁决具体的案件，而是制定和督促实施司法政策。西方有句法谚：迟来的正义等于无正义。

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政策的最主要的主体，实际上，大量的司法政策都出自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准确理解司法政策的概念，就有必要先了解政策这个概念。公平是司法政策的灵魂，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司法政策是筑牢这道防线的重要基石，必须彰显公平的价值取向。司法权的运用同样也要讲求策略，而不是刻板地断案，机械地适用法律。

政策的基本内容是策略，具有指导性、引导性和倡导性的权威策略。如何充分发挥司法政策这一社会调整机制的优越性，在社会治理的框架内对法律进行补充或指导，从而追求最佳治理效果，抑制其局限性是值得我们认真考量的。

倘若说法官在个案裁决中微观上填补法律漏洞，司法政策则在宏观上填补法律漏洞。公共政策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行政机关，也包括司法机关，司法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司法机关也是公共政策的主体之一。

作为指导法律适用的司法政策，往往对法律漏洞具有一定的填补作用。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